引发恐慌抛售？印度首富阿达尼一天蒸发131亿美元******

　　当地时间周三，印度商业巨头阿达尼(Gautam Adani)旗下企业股价再次暴跌，至此在做空机构兴登堡研究(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看空报告后，阿达尼集团总市值已经蒸发860亿美元。资金也开始出逃印度股市，市场信心有待恢复。

　　阿达尼让出亚洲首富

　　根据福布斯的统计，对于阿达尼而言，做空事件市值蒸发导致其个人财富缩水超500亿美元，其总资产已经回落到751亿美元，在世界富豪榜上的排名从第8位一路下滑到第15位，而亚洲首富的位置则被印度信实工业董事长安巴尼(Mukesh Ambani)取代，他以837亿美元的资产位居全球第9。

　　近年来，阿达尼集团业务迅速扩张，涉及港口、机场、采矿、水泥和电力等行业，上市公司的股价飙升让他成为2022年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亿万富豪。去年9月，其净资产最高飙升至1500亿美元，仅次于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

　　不过一份做空报告让阿达尼的商业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兴登堡研究质疑阿达尼集团通过海外避税天堂的实体操纵上市公司股价，使得公司能够获取更多的负债，报告还对其旗下7家上市子公司的高债务和估值表示担忧。知名对冲基金经理、Pershing Square创始人阿克曼(Bill Ackman)在社交媒体上质疑道，阿达尼的银行负债敞口太大了。

　　阿达尼集团随后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关于股票操纵的说法“毫无根据”，是对印度法律的不了解。为了获得投资者的支持，阿达尼麾下旗舰公司阿达尼企业(Adani Enterprises)开启了25亿美元FPO(后续公开发行)，这也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FPO，公司在周二截止前成功收到足额认购意向，股价一度止跌企稳。

　　不过好景不长，周三阿达尼集团旗下企业再次跳水，阿达尼企业(Adani Enterprises)暴跌28%，阿达尼港口下跌19%，两只股票均创下了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纪录，集团其他五家上市公司中三家触及跌停板，其中阿达尼与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合资的阿达尼道达尔能源(Adani Total Gas)近一周市值蒸发已经达到270亿美元。

　　面对股价波动，阿达尼集团当地时间周三晚些时候宣布取消阿达尼企业(Adani Enterprises)刚刚完成的发行融资计划。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当前的市场缓解，公司将通过返还FPO资金并撤回已完成的交易来保护其投资群体的利益。今天的市场前所未有，公司董事会认为继续发行股票在道德上是不正确的。”

　　信心恢复尚待时间

　　自兴登堡研究报告发布以来，阿达尼集团公司股价下跌也拖累了印度股市，印度基准Nifty指数累计下跌近3%。第三方资金流向统计发现，一周内外国投资者净卖出了价值15亿美元的印度股票，这也是自去年9月30日以来最大规模的抛售纪录。

　　当有媒体被问及是否担心阿达尼集团股价暴跌导致印度股市更大动荡和损失时，印度经济事务部长赛斯(Ajay Seth)表示，政府不会评论与某家特定公司相关的问题。

　　有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市场监管机构正在对阿达尼集团的交易展开调查，并将在其初步调查中加入做空报告的指控。

　　阿达尼集团股东印度人寿保险公司本周表示，将寻求管理层对做空报告的澄清。截至去年12月底，印度人寿持有阿达尼企业(Adani Enterprises)4.23%的股份，在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Adani Ports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持有超过9%的股份。报道称，这家保险巨头是近期抛售阿达尼股票的主要投资者。

　　独立市场分析师巴里加(Ambareesh Baliga)表示：“在股票发售完成后，市场出现了轻微反弹，但现在投资者情绪再次变得疲软。”他补充道，“尽管阿达尼集团进行了反驳，但实际反响效果并不好，这显然表明投资者信心已经受到了损害，波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下来。”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