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港澳游整体回暖******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内地与香港免检疫通关后第一个农历春节长假结束,赴港澳的旅游项目在春节期间整体气氛有所回暖。
根据香港入境处的统计数字,从年三十(1月21日)至初四(1月25日),香港各口岸共有41.7万多人次入境,其中内地旅客6.6万人次,占总入境人次约16%。内地访港旅客入境高峰出现在初三,共有1.6万多人次抵港,当天经高铁西九龙口岸入境人次最多。
5天农历春节长假期间,香港总出境人次54.2万,其中香港居民出境45.3万人次,占总出境人次约84%。港人外游高峰是在除夕,有超过10万人次出境,当天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管制站离境,其次是机场。
连日来,香港尖沙咀广东道成为旅客购物热点,不少内地游客拖着多个行李箱来港消费,部分名店需要排队进入。有内地游客表示,过去3年因疫情关系,较少购物,这次来港将尽情消费;在家过完年就立即买车票来港,主要购买化妆品、护肤品、手袋和婴儿用品。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称,受惠于通关,尖沙咀一些名店及珠宝店生意上升,当中有30%来自内地游客,市道开始复苏。她说,由于航空公司和人手等配套未准备好,估计到明年,旅游业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另据港媒1月29日报道,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示,两地实施免检疫通关后,业界整体气氛好转,但农历春节期间内地访港人数仍不及疫情前的每天10多万人次,核酸检测仍是旅客最大考虑。他呼吁特区政府尽快与内地商讨取消核酸检测及开放旅行团。
据《澳门日报》1月29日报道,澳门特区政府28日公布本月21日至27日入境旅客统计数据,结果显示7天共有45.1万人次访澳,日均6.44万人次,同比上升297%。其中,内地旅客共有26.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9.7%;香港旅客共16.47万人次,按年上升2601.8%。
澳门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春节期间旅客量超乎预期,日均入境旅客超过6.4万人次,比当局之前估计的4.7万人次多,主要原因是香港旅客大增,但暂时未能估算春节期间增加的旅游经济效益,需视入境人数等不同方面的情况。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称业界喜出望外,从数据可以看到,港客占比约三成,比例比以往有所增加,相信是有赖澳门特区政府在1月8日放宽通关措施后,实时针对香港市场进行大量宣传推广,并推出优惠。他说,元宵节过后直至五一黄金周前夕,向来是旅游业传统淡季。接下来须持续加强对香港市场的宣传,如在现有交通、消费等优惠基础上叠加推出住宿优惠,持续吸引港客访澳。(杨伟民)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